引言
mRNA 药物的研发,不仅要解决“递送到哪里”,还要回答“能否产生足够的目标蛋白”。脂质纳米颗粒(LNP)即使进入器官或细胞,mRNA 仍需释放到细胞质并完成翻译。因此,组织中检测到载荷,并不等于实现了有效表达。
多肽条形码与质谱结合,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筛选思路:让不同候选处方递送能够产生独特肽标签的 mRNA,再通过标签对应的蛋白表达信号,比较各处方的功能递送表现。MIT 团队的肽条形码研究和 AstraZeneca 团队的PALS 平台,是这一方向的代表工作。[1,2]

一、从载荷分布走向蛋白表达
传统核酸条形码方法能够同时追踪大量候选处方,适合研究组织分布和细胞摄取。但如果只测条形码丰度,就难以判断对应的 mRNA 是否完成了翻译。已有方法通过结合功能报告改善这一问题,不同策略各有优势和适用范围。
肽条形码把读出推进到了蛋白层面。每种处方对应一种可区分的条形码,检测到相应翻译产物后,就能将表达信号与处方身份关联。这有助于减少把“载荷富集”直接当成“有效递送”的判断偏差,为候选载体提供更接近应用需求的评价依据。
这里的条形码多肽主要承担测量作用,与用于表面靶向或促进膜相互作用的功能多肽用途不同。前者帮助研究人员识别和比较处方,后者参与改变载体的生物学行为,两者可以在研发中配合使用。
二、方法如何运作
整体流程可以概括为“建立对应关系—混池给药—检测翻译产物—验证候选处方”。
首先,为不同候选处方分别配置编码不同条形码融合蛋白的 mRNA,确认条形码可被区分,并检查其是否影响表达和载荷功能。随后,按照明确的剂量比例混合处方,在同一动物中进行平行评价。
取样后,研究人员富集相关蛋白并释放条形码组分,再通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(LC-MS/MS)分析。经适当参考和信号校正后,不同条形码的丰度可用于比较对应处方的表现。具体取样、富集和定量方式,需要根据载荷和研究目标选择。
方法设计的关键,是让条形码差异尽量只承担“身份识别”的作用。因为不同肽段的检测响应和蛋白稳定性可能不同,原始信号高低不能直接等同于递送能力强弱。研究中需要设置参考,验证条形码表现,才能使处方之间的比较更可靠。
两项代表研究体现了不同应用路径:MIT 研究主要通过组织中的条形码信号评价肝脏蛋白表达;AstraZeneca 的 PALS 则使用带条形码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(hEPO),验证血清蛋白信号能否反映混池中不同处方的表现。[1,2] 它们共享方法学思路,但并非完全相同的实验流程。

方法示意(不同研究的具体流程有所差异)
正交条形码 mRNA 序列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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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架设计:研究人员通常将短肽标签插入高表达支架蛋白(或直接串联高表达信号框)中。阿斯利康团队在 Nucleic Acids Research(2024)中利用自动化计算流程(KNIME 等),对多肽序列进行了严格正交化筛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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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避背景干扰:多肽长度一般为 8–15 个氨基酸,经过全局蛋白比对彻底排除实验动物(小鼠、大鼠或灵长类)内源蛋白质组的同源序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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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谱电离友好:序列中避开易氧化的残基(Met、Trp)以及容易自发环化的 N 端 Gln,两端保留 Trypsin 识别位点(Arg 或 Lys),确保酶解后释放出均一、离子化效率极佳的肽段。
三、对递送研发有什么价值
最直接的价值是提高体内筛选通量。将多个处方放在同一实验中比较,可以减少逐一测试的工作量及动物个体差异的影响。MIT 团队以 384 种可电离脂质构建文库,并结合后续处方优化,用 9 只小鼠完成了 400 余种处方的筛选与优化评价。这个数字不包括全部后续独立验证和表征实验。[1]
其次,评价指标更贴近需要蛋白表达的应用。对于蛋白替代、部分免疫治疗和基因编辑递送,载体价值最终取决于能否在合适的细胞中产生所需蛋白。肽条形码可以帮助缩小候选范围,再把资源集中到有前景的处方上。
此外,该思路也适合处方优化:研究人员可以比较不同脂质结构或配比对表达的影响。若将其拓展到新的器官或细胞群,还需验证样品处理与检测能力;分泌蛋白的血清水平,也不能直接用于定位蛋白来自哪个器官。
从研发流程看,这类方法适合承担候选筛选和排序,而不是一次完成全部成药判断。初筛关注哪些处方值得继续投入,复筛确认其优势能否重复,随后再回答靶细胞、持续表达和治疗获益等问题。不同阶段设置不同评价目标,有助于把筛选结果转化为可执行的开发决策。
四、筛选之后仍需完成验证
蛋白表达读出能够改善筛选判断,但不会自动消除假阳性。混池中的不同处方可能相互影响,MIT 研究就报告了部分混池命中在单独给药时表现不佳的情况。[1] 因此,候选处方必须脱离混池复核,并设置必要的重复、剂量和时间条件。
筛选规模也受检测能力限制。每池处方越多,单个处方分到的剂量可能越低,较弱的表达信号更容易低于检测范围。因此,池容量应通过实验确定;未检出信号时,需要结合剂量和检测灵敏度解释,不能简单认定该处方完全没有递送能力。
表达信号也不能单独说明内涵体逃逸机制、具体表达细胞或治疗效果。若目标是肺部或脑部递送,应进一步确认发生表达的细胞类型;尤其在脑组织中,需要区分血管相关信号与脑实质细胞表达,不能仅凭全脑信号认定跨越了血脑屏障。
走向治疗应用,还需换用实际载荷,在相关模型中评估药效和安全性。载荷变化可能影响颗粒性质及表达排名,所以条形码筛选结果应作为后续研发的起点。
多肽条形码与质谱的价值,在于让高通量筛选更直接地连接蛋白表达。结合独立处方验证、细胞定位和治疗性载荷评价,才能把筛选效率的提升转化为可靠的递送方案。
参考文献
[1] Rhym LH, et al.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. 2023;7:901–910. DOI: 10.1038/s41551-023-01030-4.
[2] Odunze U, et al. Nucleic Acids Research. 2024;52(16):9384–9396. DOI: 10.1093/nar/gkae648.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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