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言
核酸药物由肝脏递送走向肺、脾、免疫细胞和局部组织,正在推动LNP由“通用封装载体”向“器官—细胞—功能”协同设计演进。本文以经典四组分平台为主线,归纳蛋白冠、SORT和配体介导递送三种核心策略,系统比较主要配方与应用场景,并讨论如何以细胞分辨率的功能性递送评价取代单一器官富集判断。
LNP 的构建方式及其靶向原理
多数成熟核酸LNP体系以可离子化脂质、辅助磷脂、胆固醇和PEG-脂质四类组分为基本框架,但也存在少组分聚合物–脂质复合物、特殊脂质组合及非典型纳米颗粒体系。靶向可通过替换脂质、引入附加功能脂质、改变蛋白冠与给药途径,以及颗粒表面偶联配体等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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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离子化脂质(原文常归入“阳离子”脂质),通常是核酸复合、颗粒结构和内体逃逸的重要调节组分;其质子化状态取决于脂质pKa与环境pH。35–50 mol%属于部分经典四组分配方的常见范围,不是跨平台通用标准;靶向性还取决于表面性质和蛋白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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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助磷脂:DSPC可提升部分配方的结构稳定性;DOPE具有促进负曲率与非层状相形成的潜力,但是否增强免疫细胞递送和内体逃逸需要逐配方验证。9–16 mol%仅为部分经典体系的典型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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胆固醇及类似物:参与调节脂质堆积、颗粒结构与胞内转运。β-谷甾醇等取代策略在部分模型中改善功能性递送,但增益大小具有体系依赖性,不能笼统保证达到一个数量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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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G-脂质:调节成粒、粒径、稳定性、血浆蛋白吸附及循环行为,也为配体偶联提供常用位点。1.5–2.5 mol%常见于部分四组分LNP;PEG脂质的锚定链长、脱落动力学与配体密度同样关键,不宜把1.5%或2.5%作为通用靶向阈值。

图1. LNP靶向递送策略
实现选择性递送的三种主要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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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动富集与蛋白冠介导摄取:一些经典静脉注射LNP吸附ApoE并经LDLR相关途径进入肝细胞;但蛋白冠组成还取决于具体脂质和生物环境,ApoE并非所有体系的唯一决定因素。器官富集并不等价于相应实质细胞的有效蛋白表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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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性器官靶向(SORT):在特定四组分基础配方中改变附加带电脂质的种类和份额,可使表达分布向肺、脾或肝偏移,例如DOTAP、18PA和DODAP。该规律首先在特定动物模型、脂质骨架与载荷条件下确立;不同配方与物种之间不可简单外推,也不是绝对的器官专一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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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体介导的细胞靶向:将抗体、Fab/VHH、肽、适配体或糖配体呈递于颗粒表面,利用受体结合和内吞提升特定细胞的功能性递送。可采用直接偶联或ASSET等模块化策略。配体修饰并非细胞选择性的唯一来源;受体内吞速度、蛋白冠遮蔽及内体逃逸共同决定最终表达。
研究进展
除脂质化学外,GalNAc–ASGPR等受体介导的肝细胞靶向提供了另一条设计路线。不过GalNAc-siRNA成熟经验不能直接等同于GalNAc-LNP的体内效力;应控制配体密度、受体饱和与颗粒循环特性。临床基因编辑产品的实际脂质组分大多受专利与商业信息限制,公开研究配方不宜写成产品确证配方。
肝脏/肝细胞靶向LNP
肝细胞是系统性RNA递送验证最充分的靶细胞之一。ApoE–LDLR轴为多类静脉给药可离子化LNP的肝脏摄取提供重要解释,但不能概括所有中性LNP;蛋白冠构成、脂质结构、粒径与给药途径共同决定分布。这类成熟配方可作为新型靶向体系的参照基准。

通过电荷(SORT)和脂质化学实现器官再靶向
在特定模型中,向原有肝脏偏好性配方中加入带电功能脂质,可增强肺或脾等器官的功能性递送;部分脂质化学体系也可改变ApoE吸附及细胞摄取方式,但不能简单认定其完全不形成ApoE蛋白冠。

研究进展
器官水平的偏向不等于细胞类型选择性。免疫细胞递送还受血清环境、细胞亚群组成、颗粒可接近性以及胞质释放影响。在评价脾SORT或疫苗LNP时,应区分荧光标记摄取、mRNA表达和最终抗原呈递。
抗原呈递细胞与疫苗配方
肌内接种后,LNP及表达抗原相关信号可分布于注射部位与引流淋巴结,并参与局部抗原呈递和免疫应答;这一递送场景已有大规模临床应用,但不应与受体介导的APC精准靶向混为一谈。

研究进展
抗体、Fab与VHH偶联LNP已用于T细胞原位工程化探索。2026年同条件比较研究显示,在所测CD2/CD4/CD5/CD7/CD8靶向结构中,CD7靶向递送表现突出,且受体内吞动力学比受体丰度更能解释效率差异。2026年ASCO会议摘要也报道CD8靶向LNP体内CAR-T的早期人体研究,但样本量小,临床疗效与长期安全性仍须验证。
其它组织及局部给药途径
对于此类靶点,局部给药方式或尚未解决的屏障(BBB、粘液)决定了递送策略

跨领域对比
肝细胞递送具备明确临床先例,适合用作功能效力基准;SORT适合评估器官表达重新分配,但需识别物种与配方依赖性;配体-LNP有利于细胞受体选择,但增加偶联均一性、血浆稳定性和免疫原性方面的挑战;局部给药绕开部分系统性屏障,却常受组织穿透和给药覆盖制约。四种路径既可互补,也可能相互牵制。

图2. LNP靶向递送方式及靶向组织器官汇总
总结:值得沿用的设计原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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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已经验证的配方出发:50:10:38.5:1.5(可离子化脂质:DSPC:胆固醇:PEG脂质)适合作为部分肝脏siRNA/mRNA递送研究的对照起点,但不是任意器官、核酸或给药方式的通用最优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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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PC与DOPE需要实验比较:可分别评估结构稳定性、储存耐受性、细胞摄取和胞质递送;DOPE不必然在所有免疫细胞模型中优于DSPC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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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G脂质的摩尔比例、锚定结构及解吸动力学均是需要优化的变量;不应把PEG比例单独视作可决定肝脏或长循环的开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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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RT等脂质设计能够调整器官表达分布,细胞水平的选择性则需要进一步结合受体生物学、脂质骨架和蛋白冠优化;配体靶向是一条重要但并非唯一的路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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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/P比定义和计数方法必须明确(可质子化氮基数与核酸磷酸基数的比值)。siRNA约3、mRNA约6等仅是部分体系的报道条件,不能按载荷分子大小直接推断最优N/P;应报告脂质结构、载荷、混合条件及优化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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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配方宜统一报告DLS粒径/PDI、Zeta电位(标明介质)、包封率与回收率、核酸完整性、形态、表观pKa、稳定性和蛋白表达。TNS等方法得到的表观pKa与体内活性存在体系特异的关系,6.2–6.8不应作为普适最优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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靶向性的评价应同时报告颗粒/脂质分布、载荷分布、细胞摄取、功能性蛋白表达或基因编辑,以及靶细胞与非靶细胞的比值。靶器官/肝脏的表达比值有价值,但还需绝对效力、细胞类型分辨率与安全性证据。
后续研究建议与技术转化关注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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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建立“颗粒分布—靶细胞摄取—胞质释放—表达/编辑—药效”连续证据链。推荐使用同一细胞类型的流式分群、荧光成像与功能性报告系统交叉验证,同时纳入肝细胞、Kupffer细胞、脾脏吞噬细胞等非靶向对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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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推进配方与配体双变量优化。对可离子化脂质结构、辅助脂质、PEG锚定链与密度、抗体偶联位点与配体密度进行正交研究;优先关注受体内吞/回收、内体逃逸、批间一致性及血清条件下的性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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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将制造与转化要求前置:除粒径/PDI与包封率外,系统考察残余溶剂、游离核酸、抗体游离量、偶联效率、核酸完整性、贮存与冻融稳定性、补体激活、细胞因子、重复给药和组织病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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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区别证据层级。本文涉及已获批产品、临床研究项目、动物实验体系与可供验证的概念性配方;凡未披露具体脂质结构或比例者,不应将综述性示例视为可直接复现的产品配方。
主要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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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] Zhang X, et al. First-in-human in vivo CAR T-cell generation using a CD8-targeted lipid nanoparticle platform in relapsed/refractory B-cell lymphoma. JCO. 2026;44(suppl):7014. DOI:10.1200/JCO.2026.44.16_suppl.701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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