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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mRNA-LNP 的有效技术单元并非“mRNA”与“LNP”的简单叠加,而是由载荷身份、RNA 分子工程、载体免疫生物学与细胞嗜性、给药途径以及疾病免疫背景共同定义的短暂体内免疫程序。本文以 Baeten 等关于自身抗原 mRNA-LNP 的临床前研究为主线,系统梳理其 mRNA 设计、可离子化脂质筛选、EAE 与 1 型糖尿病模型、关键对照及机制证据,并与非炎症性自身抗原 RNA 疫苗、耐受性 APC 重编程、肿瘤新抗原疫苗、瘤内细胞因子 mRNA 及体内 CAR-T 重编程研究进行横向比较。现有证据提示:在特定抗原、剂量和抗原呈递环境中,具有一定免疫刺激性的 LNP 并不必然破坏耐受;载荷身份及其呈递方式可能成为决定免疫方向的主导变量。该结论为自身免疫病抗原特异性治疗提供了更宽的制剂设计空间,但仍需围绕重复给药安全性、人类抗原与 HLA 异质性、共包封比例控制及长期免疫监视开展系统验证。
关键词:mRNA-LNP;自身抗原;免疫耐受;EAE;1 型糖尿病;抗原呈递细胞;Treg;肿瘤免疫 |
核心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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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载荷身份可压过载体标签 “刺激性 LNP”并不等同于“必然免疫激活”;自身抗原及其呈递背景可主导耐受结果。 |
02 耐受机制不只依赖 Treg 治疗效应可表现为抗原特异性 T 细胞扩增后凋亡、删除或耗竭样低反应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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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给药路径具有转化弹性 在特定模型中,静脉与肌内给药均可获得疗效,为临床可操作性提供空间。 |
04 模块化共递送需依赖抗原锚定 IL-2 突变体或 CCL1 可增强调节性环境,但脱离自身抗原时可能无效甚至加重疾病。 |
1 从“递送载体”到“体内免疫程序”
mRNA-LNP 的免疫结局不是由单一成分预先决定的。载荷是病原体抗原、肿瘤抗原、自身抗原,还是免疫调节分子;RNA 是否采用核苷修饰、特定 UTR 与细胞内定位序列;LNP 更偏炎症性还是低炎症性;制剂进入肝脾稳态抗原呈递细胞、引流淋巴结树突状细胞,还是肿瘤局部——这些变量共同决定最终是保护性免疫、肿瘤杀伤、抗原特异性耐受,还是体内细胞重编程。
因此,更合适的平台化理解是:mRNA-LNP 构成一个可通过多重“旋钮”调节的短暂体内免疫程序。LNP 不只是被动包封材料,mRNA 也不只是表达模板;二者与给药情境、靶细胞和疾病免疫背景共同构成完整的药理单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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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主线 以 Baeten 等 2026 年研究[1]为核心,连接自身抗原耐受、耐受性 APC 重编程、肿瘤新抗原疫苗、瘤内细胞因子 mRNA 以及体内 CAR-T 重编程等代表性证据,讨论同一递送技术如何在免疫激活与免疫耐受之间实现方向切换。 |

图1 mRNA-LNP 免疫效应的可编程切换框架(基于文献[1–8]综合整理)
2 核心科学问题与研究逻辑
Baeten 等提出的关键问题是:为传染病疫苗而建立的高免疫原性 mRNA-LNP 平台,当编码货物由外源抗原切换为自身抗原后,是否能够被重新用于诱导治疗性免疫耐受?这一问题直接挑战了领域内的常见设计假设——耐受性 mRNA 疫苗必须依赖“免疫静默”的可离子化脂质及极低刺激性的 RNA。
作者在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(EAE,多发性硬化症模型)和 1 型糖尿病(T1D)过继转移模型中,系统改变三个关键变量:可离子化脂质的身份及免疫刺激强度、给药途径(静脉注射与肌内注射),以及 mRNA 货物组成(单独自身抗原或与免疫调节 mRNA 共递送)。这一正交设计能够将“载荷效应”“载体效应”和“给药情境效应”尽可能分离。
表1 研究设计中的三个可编程变量
| 变量 | 具体设置 | 要回答的问题 |
|---|---|---|
| 可离子化脂质 | ETG-23、ETS-21、MC3,并以 SM-102 作为临床相关基准 | 耐受是否依赖低炎症性载体? |
| 给药途径 | 静脉注射(i.v.)与肌内注射(i.m.) | 不同器官与细胞暴露是否改变免疫方向? |
| mRNA 货物 | 自身抗原单药;自身抗原 + IL-2 突变体或 CCL1 | 抗原身份与调节性共信号如何共同决定疗效? |
3 mRNA 载荷设计:表达、定位与低先天刺激的协同优化
该研究的 mRNA 工程并非只追求表达量,而是同时控制抗原身份、细胞内定位、先天免疫感知和共递送功能。尤其是抗原向内体/溶酶体区室的定向,有助于强化 MHC II 类装载并将机制聚焦于 CD4⁺ T 细胞。
表2 mRNA 构建与设计要素
| 设计要素 | 具体选择 | 设计原理 | |
|---|---|---|---|
| 抗原核心序列 | EAE:MOG₂₇–₆₃(覆盖免疫显性 MOG₃₅–₅₅ 表位);T1D:BDC2.5 TCR 识别的 p31 抗原 | 与模型中的抗原特异性 T 细胞匹配,便于使用 2D2 或 BDC2.5 系统追踪机制。 | |
| 细胞内靶向 | 抗原 C 端融合 DC-LAMP 衍生的内吞/溶酶体靶向结构域 | 促进抗原进入内体—溶酶体通路,增强 MHC II 类装载与 CD4⁺ T 细胞呈递。 | |
| 载体与核苷修饰 | 优化 5′/3′ UTR、poly(A) 尾、Cap 1;100% N1-甲基假尿苷(m1Ψ) | 降低 RIG-I、TLR7/8、PKR 等 RNA 传感器激活,同时维持高效翻译。 | |
| 生产与纯化 | T7 体外转录;硅胶与纤维素纯化以降低 dsRNA 副产物 | 减少非预期先天免疫激活,从而更清晰地区分“RNA 驱动”与“LNP 驱动”的炎症。 | |
| 免疫调节载荷 | IL-2 突变体 N103R/V106D-MSA;CCL1-MSA | IL-2 突变体偏向 CD25 高表达 Treg;CCL1 促进 CCR8⁺ Treg 招募/扩增;MSA 融合延长体内暴露。 | |
| 共制剂策略 | 自身抗原 mRNA 与免疫调节 mRNA 按 1:1 共包封于同一 LNP | 利用多 mRNA 共递送能力,在同一时空窗口内耦合抗原呈递与调节信号。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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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要点 耐受性产品开发不能只用“低炎症”评价 mRNA。抗原定位、dsRNA 残留、翻译动力学和共递送比例共同决定 APC 接收到的完整信号组合。 |
4 LNP 设计:从“最佳配方”转向“免疫属性梯度”
该研究最具启发性的设计之一,是不预设某一种“最佳耐受性脂质”,而是选择免疫刺激强度不同的可离子化脂质进行平行比较。由此可以检验:载体炎症属性究竟是耐受成立的必要条件,还是仅为影响疗效幅度与持续性的调节变量。
表3 代表性可离子化脂质及其研究定位
| 脂质 | 免疫属性/来源 | 在研究中的作用 |
|---|---|---|
| ETG-23(S-Ac7-Dog) | 可生物降解、低炎症性;此前在肌内和玻璃体内给药中表现出稳健表达与较低先天激活 | 低炎症性耐受配方基准。 |
| ETS-21(Ac6e-ETH-DHDA) | 与 ETG-23 结构相关,但被优化用于提高疫苗背景下的效应 T/B 细胞反应 | 高表达、较强免疫刺激配方,用于挑战“刺激性 LNP 不可耐受”的假设。 |
| MC3 | patisiran/Onpattro 的临床可离子化脂质,作为中等炎症与临床相关参照 | 比较已获临床验证脂质化学在自身抗原耐受中的表现。 |
| SM-102 | Moderna Spikevax 使用的可离子化脂质,具有临床疫苗相关性 | 用于验证临床型免疫原性 LNP 与肌内给药的可转化性。 |
4.1 制剂工艺与关键参数
表4 LNP 制备与表征参数
| 环节 | 主要设置 | 开发意义 |
|---|---|---|
| 脂质组成 | 可离子化脂质、DSPC、胆固醇、DMG-PEG2000;乙醇相总脂质浓度 13.33 mM | 保持标准四组分框架,便于比较不同可离子化脂质。 |
| 摩尔比 | ETG-23:47.5/10.5/40.5/1.5;ETS-21:50/10/38.5/1.5(可离子化脂质/DSPC/胆固醇/PEG-脂质,mol%) | 各脂质使用其既有优化比例,避免因配方未优化造成偏差。 |
| N/P 比 | ETG-23 为 10;ETS-21 与 MC3 为 6 | 影响包封、粒径、表达和细胞毒性,应与脂质结构联合解释。 |
| 混合工艺 | T 型/微流控混合;水相:有机相流速比 3:1;总流速 12–16 mL/min | 控制成核与颗粒组装的一致性。 |
| 后处理 | 透析至 Tris 缓冲盐水(pH 8);100 kDa MWCO 浓缩至约 100 µg/mL | 去除乙醇和游离组分,并统一体内给药浓度。 |
| 质量表征 | DLS 测粒径/PDI;RiboGreen 测包封率 | 构建最基本的粒径均一性与载荷包封放行指标。 |
5 疾病模型、对照与给药设计
表5 两种自身免疫临床前模型
| 模型 | 抗原 | 主要免疫机制 | 临床相关性 |
|---|---|---|---|
| EAE | MOG₃₅–₅₅ / MOG₂₇–₆₃ | CD4⁺ T 细胞介导的抗髓鞘自身免疫反应 | 多发性硬化症的经典临床前模型 |
| T1D 过继转移模型 | p31(BDC2.5 TCR 识别) | 抗原特异性 CD4⁺ T 细胞破坏胰岛 β 细胞 | 1 型糖尿病自身反应性 T 细胞模型 |
5.1 关键对照设计
表6 对照组与设计目的
| 对照类型 | 具体设计 | 验证目的 |
|---|---|---|
| 抗原特异性对照 | ETG-23-Fluc 或 ETG-23-eGFP | 证明疗效源于自身抗原呈递,而非 LNP 的非特异性佐剂效应。 |
| 标准治疗对照 | 芬戈莫德每日腹腔注射 9 天 vs mRNA-LNP 仅给药 2 次 | 比较疗效强度、持久性以及停药后复发。 |
| 跨模型验证 | EAE 与 T1D 两种机制不同的模型 | 降低单一模型或单一抗原造成的结论偏倚。 |
| 时间窗比较 | 症状前、早期治疗、已建立疾病 | 模拟临床从高风险干预到活动期治疗的不同场景。 |
| 途径比较 | 同脂质/抗原/剂量下 i.v. vs i.m. | 分离给药途径及器官暴露的影响。 |
| 调节载荷对照 | 不含自身抗原的 IL-2 突变体或 CCL1 mRNA | 验证调节信号是否必须由抗原特异性呈递进行“锚定”。 |
5.2 剂量、途径与时间窗
| 项目 | 设置 |
|---|---|
| mRNA 剂量 | 5 µg/剂:多数体内药效实验;20 µg/剂:CD90.1 细胞趋向性追踪;60 µg/剂:毒性评价。 |
| 给药途径 | 静脉注射(i.v.)、肌内注射(i.m.);腹腔注射(i.p.)仅用于芬戈莫德或相关对照。 |
| EAE 时间窗 | 症状前:第 7/10 天;早期治疗:发病时;已建立疾病:第 14/17 天。 |
| T1D 时间窗 | 过继转移后第 1/4 天给药。 |
6 关键实验结果:从分布、药效到 T 细胞命运
6.1 生物分布与抗原呈递细胞状态
• 器官分布:ETG-23、ETS-21 与 MC3 主要在肝脏和脾脏表达,其中 ETS-21 的荧光素酶信号最强。
• 细胞趋向性:肝窦内皮细胞(LSEC)和 Kupffer 细胞可被有效转染;脾脏中 cDC1、cDC2、pDC、巨噬细胞及 B 细胞亦可覆盖。
• APC 表型:ETS-21 诱导 CCR7、CD80、CD86、PD-L1 和 ICOSL 的中等幅度上调,但显著低于 poly(I:C) 等强 TLR3 激动剂,形成“受控的稳态成熟”而非强炎症激活。
这些结果提示,耐受并不等于“APC 完全静默”。适度成熟可能同时提供充分抗原呈递和限制性共刺激,使自身反应性 T 细胞进入高强度抗原刺激后的凋亡、删除或耗竭样低反应状态。
6.2 体外质量与功能验证
• 先天免疫检测:使用 A549-Dual 报告系统评估 IRF 通路,确认高纯度、m1Ψ 修饰 mRNA 本身仅引起极低水平的先天免疫激活。
• 表达检测:通过 Fluc 等报告 mRNA 验证制剂翻译效率,为后续体内结果提供表达可比性基础。
6.3 体内疗效与原文图组解读
表7 Baeten 研究关键图组的结果与机制解读
| 原文图 | 核心观察 | 机制与转化解读 |
|---|---|---|
| Figure 1 | EAE 症状前第 7/10 天两次 i.v. ETG-23-MOG 显著延迟发病、降低峰值与累积评分;CNS 中 IFN-γ⁺/IL-17⁺ CD4⁺ T 细胞显著减少。早期治疗优于每日芬戈莫德,停药后未出现同样的反跳。 | 疗效具有明确抗原特异性,并显示短疗程后持续控制的潜力;未观察到明显 CD25⁺ Treg 扩增。 |
| Figure 2 | i.v. ETG-23-p31 两次给药几乎完全阻止 T1D 模型高血糖,保留胰岛素阳性胰岛并降低胰岛炎;Fluc 对照无保护。 | 跨疾病模型重复证明疗效来自自身抗原,而非 LNP 固有免疫抑制。 |
| Figure 3 | 已建立 EAE 中,ETG-23、ETS-21 与 MC3 装载 MOG 均可减轻疾病;ETS-21-MOG 的无病维持比例更高。i.v. 与 i.m. 均可产生疗效。 | 载体炎症属性影响疗效幅度,但不决定免疫方向;肌内给药提高临床可实施性。 |
| Figure 4 | 各 LNP 主要进入肝脾 APC;ETS-21 表达最强,并诱导中等幅度的稳态 APC 成熟而无急性全身细胞因子风暴。 | “适度 APC 激活 + 自身抗原呈递”可能比绝对静默更有利于产生删除/低反应。 |
| Figure 5 | 2D2 MOG 特异性 CD4⁺ T 细胞强烈增殖,同时凋亡与 PD-1 上调;ETS-21 的 PD-1 诱导最明显。 | 耐受机制更接近扩增后的外周删除、凋亡与耗竭样低反应,而非经典 Treg 转化。 |
| Figure 6 | IL-2 突变体或 CCL1 mRNA 可瞬时表达;IL-2 突变体扩增 Treg,CCL1 共递送可延长疾病控制。缺乏自身抗原时,调节性 mRNA 可能加速或加重疾病。 | 调节模块必须与抗原特异性呈递耦合;“非特异性免疫调节”不能替代抗原锚定。 |
7 机制模型:抗原特异性扩增后的删除与低反应
传统耐受性疫苗常以 Treg 扩增作为主要机制标志物,但本研究显示,自身抗原 mRNA-LNP 可以先驱动抗原特异性 CD4⁺ T 细胞明显增殖,随后出现凋亡和 PD-1 上调。换言之,耐受并非一定来自“从一开始不激活”,也可能来自充分抗原刺激后进入的外周删除、功能性无反应或耗竭样状态。
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什么较高表达和一定程度 APC 成熟的 ETS-21 仍可产生甚至增强治疗效果:当抗原身份、呈递细胞类型和共刺激强度处于合适窗口时,较强的自身抗原暴露可能推动致病克隆跨越持续激活阈值,进入凋亡或功能失活,而不是形成稳定效应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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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假设 免疫方向由“抗原身份 × 抗原剂量/持续时间 × APC 细胞状态 × 共刺激/调节信号”共同决定。载体炎症属性是重要变量,但不能脱离其余变量单独预测最终结果。 |
8 科学创新、局限性与待验证问题
8.1 主要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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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改写载体选择逻辑 研究证明低炎症性 LNP 并非诱导自身抗原耐受的充分必要条件,扩大了可用于自免治疗的脂质化学空间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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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区分耐受机制类型 将自身反应性 T 细胞的删除/耗竭样低反应与 Treg 介导的免疫调节区分开,为药效标志物与患者分层提供新框架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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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建立可替换的调节模块 IL-2 突变体与 CCL1 展示了“自身抗原 + 调节性 mRNA”模块化产品架构,可针对不同疾病调节 Treg 数量、归巢和局部微环境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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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提高临床可操作性 肌内给药在特定模型中保持疗效,降低了静脉给药对输注条件、全身暴露和临床流程的依赖。 |
8.2 核心局限与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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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型抗原与人类疾病异质性:MOG 与 p31 模型具有清晰的致病抗原,而多数人类自身免疫病存在多抗原、表位扩展和 HLA 差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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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病阶段依赖:活动性炎症、组织损伤与 APC 共刺激背景可能改变同一制剂的免疫方向,前临床结果不能简单外推至所有病程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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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复给药安全性:需评估抗 PEG、加速血液清除、补体激活、肝脾累积和长期先天免疫重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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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制剂 CMC:多 mRNA 共包封会增加载荷比例、单颗粒共载率、表达动力学及放行方法的复杂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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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免疫监视:抗原特异性耐受的优势必须与感染防御、肿瘤免疫监视和非靶向免疫抑制风险并行评估。
9 肿瘤免疫激活与自身免疫耐受的设计分界
同一 mRNA-LNP 工具箱可以服务于方向相反的免疫目标。关键不是简单将 LNP 分为“免疫原性”或“耐受性”,而是明确目标抗原、靶细胞、先天信号强度、共递送模块和药效标志物的组合。
表8 肿瘤免疫与自身免疫/过敏治疗的设计差异
| 设计维度 | 肿瘤免疫目标 | 自身免疫/过敏目标 | 开发含义 |
|---|---|---|---|
| 抗原身份 | 肿瘤共有抗原或个体化新抗原;强调交叉呈递和效应克隆扩增 | 自身抗原或致敏原;强调稳态呈递和致病克隆低反应 | 同一 LNP 因载荷不同可产生相反免疫结果。 |
| mRNA 先天感知 | 适度 I 型 IFN/炎症可发挥佐剂作用,但过强会抑制翻译或诱发毒性 | 通常限制危险信号;Baeten 研究提示并非必须完全静默 | 需建立“表达—炎症—药效”三维剂量窗口。 |
| 目标细胞 | DC、脾 APC、肿瘤细胞或 T 细胞 | 肝耐受细胞、脾稳态 APC、低炎症 APC | 总表达量不等于有效表达,细胞归属更关键。 |
| 共递送模块 | TLR 激动剂、细胞因子、共刺激分子、检查点抑制 | PD-L1、IL-2 突变体、CCL1 等调节模块 | 组合 mRNA 增强药效,也增加比例控制和放行难度。 |
| 药效标志物 | CD8⁺ T 细胞扩增、IFN-γ、TCR 克隆多样性、肿瘤控制 | 抗原特异性低反应/删除、Treg、组织炎症缓解及停药后复发 | 标志物必须与目标免疫方向一致。 |
| 主要安全风险 | 系统炎症、免疫相关不良事件、肿瘤局部坏死 | 疾病加重、广泛免疫抑制、感染与肿瘤风险 | 强调抗原特异性与 mRNA 瞬时表达的安全价值。 |
10 相关研究的证据连续体
10.1 以免疫耐受为目标的代表性研究
表9 自身抗原耐受与耐受性 APC 重编程研究
| 研究 | 载荷/制剂/途径 | 模型与关键机制 | 主要创新 | 核心局限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Baeten 2026[1] | 自身抗原 ± IL-2 突变体/CCL1;不同炎症属性 LNP;i.v./i.m. | EAE、T1D;稳态成熟 APC;抗原特异性 CD4⁺ T 细胞删除/低反应 | 证明自身抗原可在较刺激性 LNP 中诱导耐受,并支持模块化共递送 | 前临床;人类抗原/HLA 与长期安全仍待验证 |
| Krienke 2021[2] | m1Ψ 自身抗原 mRNA;非炎症性 RNA-LPX;i.v. | 多种 EAE;稳态 DC、无反应/耗竭样 T 细胞及 Treg | 建立现代自身抗原 mRNA 耐受的基准范式 | LPX 与经典 LNP 存在差异;人类疾病抗原复杂 |
| Gomi 2023[3] | MOG₃₅–₅₅ mRNA;磷脂酰丝氨酸模拟 LNP;i.v. | EAE;PS “eat-me”信号促进巨噬/APC 摄取及脑内 Treg | 主动模拟凋亡细胞清除环境以塑造耐受 | PS 受体因果关系与相对优势仍需加强 |
| Liu 2025[4] | PD-L1 mRNA;低免疫原 LNP;皮下给药 | RA、UC 模型;在淋巴结生成 PD-L1⁺ 耐受性 APC | 不依赖已知自身抗原,直接重编程 APC 状态 | 抗原特异性有限;需关注感染和肿瘤免疫监视 |
10.2 以免疫激活或体内重编程为目标的代表性研究
表10 肿瘤免疫与体内细胞重编程研究
| 研究 | 载荷/制剂/途径 | 模型或阶段 | 关键机制与创新 | 核心局限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Bevers 2022[5] | 肿瘤抗原 mRNA;DoE 优化系统免疫 LNP;i.v. | 多种肿瘤模型 | 通过脾脏多类免疫细胞协同诱导强 CD8⁺ T 细胞反应;强调路线—配方—细胞协同优化 | 静脉给药的系统安全性与临床便利性 |
| Weber 2024[6] | 最多 34 个个体化新抗原;临床肌内 mRNA 脂质制剂 | 高风险切除黑色素瘤 IIb 期 | 整合测序、HLA 预测、多新抗原编码和 PD-1 阻断的端到端个体化产品 | 制造时效、成本、样本量及后续 III 期验证 |
| Hewitt 2019[7] | IL-23/IL-36γ/OX40L mRNA;瘤内给药 | 多种肿瘤模型 | 将肿瘤局部转化为短暂多因子“免疫工厂”,诱导 Batf3 DC、CD8⁺、远隔效应与记忆 | 依赖可注射病灶及均匀瘤内分布 |
| Hunter 2025[8] | 抗 CD19 CAR mRNA;CD8 靶向 tLNP;i.v. | 人体化小鼠与 NHP | 在体内短暂生成 CAR-T 并清除 B 细胞,规避传统体外制造流程 | 靶向特异性、CRS、再给药与复杂 CMC |
11 肿瘤免疫的三种产品逻辑
11.1 抗原/新抗原疫苗
Oberli、Kranz 与 Bevers 等研究推动了设计目标从“提高总体表达”转向“进入正确的免疫细胞”。静脉给药有利于脾脏 APC 暴露,但同时提高了补体、细胞因子反应和重复给药方面的要求。V940/mRNA-4157 则将患者测序、HLA 呈递预测、多新抗原编码和 LNP 制剂整合为个体化产品,并与 PD-1 阻断形成机制互补。
11.2 局部免疫调节 mRNA
Hewitt 等将 IL-23、IL-36γ 和 OX40L mRNA 注入肿瘤,使病灶成为短暂的局部免疫激活工厂。该策略不依赖预先识别特定新抗原,可限制全身细胞因子暴露;但其适用性受可注射病灶、局部滞留、组织内扩散和肿瘤微环境差异限制。
11.3 体内免疫细胞重编程
CD8 靶向 LNP 递送 CAR mRNA 代表第三条路线:并非通过疫苗“教会”免疫系统识别抗原,而是直接在体内短暂制造效应细胞。mRNA 的瞬时性有利于降低永久表达相关风险并实现剂量调控,但也可能需要重复给药;T 细胞选择性、体内转染比例、细胞因子释放以及抗 LNP 免疫是核心开发问题。
12 自身免疫与过敏治疗:耐受性 mRNA-LNP 的四代演进
表11 耐受性 mRNA 递送策略的代际演进
| 代际 | 代表性研究 | 核心载荷 | LNP/定位逻辑 | 主要增量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第一代 | Krienke 2021[2] | m1Ψ 自身抗原 mRNA | 非炎症性 RNA-LPX → 脾 CD11c⁺ APC | 证明无强共刺激的自身抗原呈递可诱导抗原特异性耐受。 |
| 第二代 | Gomi 2023 等[3] | 单/多表位或 MOG mRNA | 肝脏耐受定位或 PS-LNP 模拟凋亡细胞清除信号 | 通过器官或吞噬受体主动构建耐受环境。 |
| 第三代 | Liu 2025 等[4] | 多表位自身抗原或 PD-L1 mRNA | 低炎症 APC 靶向或 APC 表型重编程 | 从单抗原耐受扩展至通用耐受性 APC 状态塑造。 |
| 第四代 | Baeten 2026[1] | 自身抗原 + IL-2 突变体/CCL1 | 较刺激性 LNP 亦可耐受;支持 i.v./i.m. | 抗原身份可主导免疫方向,并引入模块化 Treg 增强。 |
这一演进并不意味着“免疫刺激性 LNP 始终可安全用于自身免疫病”。更准确的结论是:在特定自身抗原、剂量、细胞靶向和疾病阶段下,抗原特异性耐受可以压过载体的促炎倾向。实际开发仍应并行比较低炎症与临床标准 LNP,而不应依据单一模型提前排除任何一类配方。
13 转化评价框架:建立“产品—机制—药效—安全”证据链
项目立项不应只比较给药后的疾病评分,而应建立可跨配方和跨疾病比较的完整证据链。建议从以下六个层级组织候选物筛选与候选确定。
表12 耐受性 mRNA-LNP 的分层评价指标
| 评价层级 | 建议指标 | 关键决策问题 |
|---|---|---|
| 产品层 | mRNA 完整性、Cap/Poly(A)、dsRNA 残留、包封率、粒径/PDI、形态、表观 pKa、脂质杂质、储存稳定性 | 制剂是否具备可重复生产和明确放行标准? |
| 分布层 | 器官与细胞亚群转染比例、蛋白表达强度/持续时间、引流淋巴结与肝脾暴露、非靶器官表达 | 表达是否发生在与目标机制匹配的细胞中? |
| 先天免疫层 | I 型 IFN、IL-6/TNF、补体、炎性小体、局部组织损伤、抗 PEG 与加速清除 | 炎症是否处于有利于呈递而不过度致病的窗口? |
| 适应性免疫层 | 抗原特异性 CD4/CD8、Tfh/GC、Treg、无反应/耗竭、凋亡、TCR 克隆、记忆与表位扩展 | 致病克隆是被删除、抑制还是转化? |
| 疾病层 | 预防与治疗窗口、停药后复发、组织病理、与免疫抑制药联用、性别与年龄差异 | 疗效是否具有疾病相关性、持续性和可外推性? |
| 安全层 | 自身免疫加重、系统免疫抑制、感染敏感性、肝毒性、细胞因子释放、长期组织修复 | 抗原特异性优势是否真正转化为更宽安全窗? |
14 结论与展望
Baeten 等研究将自身抗原 mRNA-LNP 的设计逻辑从“寻找绝对静默的载体”推进到“编程完整的抗原呈递情境”。其最重要的启示不是刺激性 LNP 可以无条件用于自身免疫病,而是载荷身份、抗原定位、APC 状态、给药途径和共递送调节模块之间存在可工程化的组合关系。
未来产品开发需要从单一疾病评分转向机制可解释的候选筛选:首先确定人类疾病中可干预的致病抗原与 HLA 覆盖;其次在低炎症与临床标准 LNP 之间建立并行配方矩阵;再次以抗原特异性 T 细胞命运作为核心药效标志物;最后通过重复给药、感染与肿瘤监视、组织长期修复及多 mRNA CMC 研究建立可转化的安全边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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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判断 mRNA-LNP 的“免疫激活”或“免疫耐受”不是载体的固定标签,而是由完整产品构型和给药情境共同产生的系统性药理结果。 |
参考文献
1. Baeten P, Beets K, Schalley T, et al. Autoantigen mRNA-LNP Vaccination Drives Therapeutic Efficacy in Preclinical Models for Autoimmunity. Advanced Science. 2026. DOI: 10.1002/advs.76382
2. Krienke C, Kolb L, Diken E, et al. A noninflammatory mRNA vaccine for treatment of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. Science. 2021;371:145–153. DOI: 10.1126/science.aay3638
3. Gomi M, et al. Tolerogenic Lipid Nanoparticles for Delivering Self-Antigen mRNA for the Treatment of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. Pharmaceuticals. 2023;16:1270. DOI: 10.3390/ph16091270
4. Liu Y, Liu Q, Zhang B, et al. Generation of tolerogenic antigen-presenting cells in vivo via the delivery of mRNA encoding PDL1 within lipid nanoparticles.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. 2025;9:1320–1334. DOI: 10.1038/s41551-025-01373-0
5. Bevers S, Kooijmans SAA, Van de Velde E, et al. mRNA-LNP vaccines tuned for systemic immunization induce strong antitumor immunity by engaging splenic immune cells. Molecular Therapy. 2022;30:3078–3094. DOI: 10.1016/j.ymthe.2022.07.0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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